光绪帝还处于学习阶段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清王朝的家院里风波迭起的同时，国家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原来清朝统治者吹起的所谓中外“和好”和曾一度高歌赞颂的“中兴”大业也随之而烟消云散。

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也加紧了从四边对半殖民地中国的争夺。继一八七四年(同治1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武装侵犯中国台湾以来，一八七六年(光绪2年),英国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又把它的侵略势力伸入到我国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边远的内陆地区；接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沙俄也对中国的新疆进行蚕食。

到一八八三年光绪9年)以来，法国侵略者又加速了以侵占越南进而向中国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扩张的步伐。于是，在中国辽阔的边陲地区上空又卷起了漫天的阴霾，整个中国狼烟四起，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

法国侵略者的魔爪，早已伸进了越南。至一八八三年秋，它的侵略矛头便更加露骨地指向了中国。法国侵略者，在继续大肆搬兵、极力向越南北部推进的同时，又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在军事的压力下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一系列侵略要求。

当中、越两国，都遭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的时候，中、越两国人民也就进一步处于命运与共、“辅车相依”的境地。

正因为这样，从一八七三年(同治12年)法国向越南发动大举的武装侵略以来，越南政府即连续两次派使请求清政府支援抗法。同时，驻在中、越边界一带的起义队伍黑旗军，已自发地伸出援助之手，以自己的鲜血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

面对着法国对友邻越南的猖狂侵略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严重威胁，并鉴于越南政府的求援，在清朝统治者当中，上自清中央的翁同和、奕诉等官员；下至地方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张之洞。

驻法公使曾纪泽等人，他们出自“固守边界”的目的，认为对法国的侵略活动“断无坐视之理”。主张采取坚决的对策，拒绝法国的无理要求，准备迎击法国侵略者。

在这些主战的人当中，有的属于封建守旧官僚，有的属于当时或后来的洋务派要员(如左宗棠、张之洞等)。

在民族敌人面前，他们的这种坚决态度，显然是反映了中、越民族为了维护两国切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作为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主政者西太后，在中、法关系日趋紧张的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光绪9年3月25日，),又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委任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

很明显，西太后的这个旨令十分含混，表明她对中、法交涉是怀有极大的侥幸心理的。李鸿章对西太后的旨意似乎已经心领神会，他也认为对法国不战则已，“战则敌兵或更舍越而光图我”,如“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

在李鸿章看来，对法国侵略者是万万抵抗不得；友邻越南可以任人侵吞；中国的边疆无需顾及。这当然是**裸的妥协投降方针。

因此，他既无视越南政府的求援，也不顾国内主战官员们的强烈呼声，对军事防御漫不经心，“即欲言和”。

当西太后委任李鸿章处理这一事件之后，他便迎合法国侵略者的需要，从当年九月开始，即与法使脱利古展开了所谓的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脱利古的侵略嘴脸暴露无遗，提出了清政府必须承认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消灭黑旗军；在中国云南开辟与越南相通的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

特别是，脱利古还以扩大战争相威胁。很清楚，如何对待在谈判中脱利古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对中、越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光绪帝还是一个挂名皇帝，而且他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学习，对于国家的军政大事还摸不到把柄。

虽然如此，风云变幻愈剧的政局，也触及了这个小皇帝的心神，他开始表露一些自己的看法了。

当脱利古提出的那些蛮横条件传出以后，如张树声等主战官员，纷纷表示了抵制的态度，在清廷又引起了一场争论。

翁同和在教授光绪帝之余，不时地透露一些对局势日益严重的关切之情。起初，正是通过翁同和这条渠道，使光绪帝逐渐了解到一些外界的形势，并在翁同和的直接影响下，从当年九月下旬以来，对法国的步步紧逼和“战事不修”等情况，光绪帝也流露出“(忧)。虑”的情怀。

从而他对张树声等人反对议和、要求出兵抗击法国侵略者的主张“意以为然”,对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到九月末，当光绪帝得知脱利古提出的“胁越之约”的内容后，更无比气愤，他当即主张“令总署坚持不许”,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对法妥协的严正立场。

脱利古提出的那些侵略条件，李鸿章有意接受，但在整个的清朝统治者当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同时在法国方面，也未以此而满足，所以这次谈判又很快被法国在越南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所取代了。从这以后，法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继续施以软硬兼施的策略，打打谈谈交错进行，于是风风雨雨一齐向中国袭来。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得到西太后的支持和纵容，坚持推行妥协的方针，任人摆布，处处挨打，使清政府进一步陷入法国侵略者设下的重重圈套之中。

可是，随着中国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年轻的光绪皇帝和那些主战的官员们紧相呼应，为了“固守边界”维护国土，也加紧了抵制妥协投降势力的斗争。

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光绪10年6月初2日),当总署官员向光绪帝陈说，在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与两江总督曾国荃谈判中，法方又提出，清政府必须“赔款”(曾国荃企图退让)等条件时，光绪帝立即指出“预禁之”,“减亦不可许”,进而主张“坚定不允偿款”。在此阴风迭起的紧要时刻，光绪皇帝又表现了初生的锐气。

时至当年八月四日(光绪10年6月14日),法国认为条件成熟，便公然把侵略战火引进中国本土，派出兵舰侵入中国的台湾基隆。

随后于八月二十三日(7月初3日),法军又突然攻击福建马尾军港。由于清政府派往马尾主持防务的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等守将，与李鸿章之辈沆瀣一气，事先不作认真的战备，则使法军得逞，经左宗棠自一八六六年(同治5年)在这里建起的福建海军“师船尽歼，全闽大震”。

实际上，马尾的惨败，不仅震动了闽省，也使举国哗然，要求执法卫国的呼声迅速响遍全国上下。

翁同和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在法国海军侵入中国台湾基隆以后，进犯马尾前夕的八月二十二日(7月初2日),“上(光绪帝)意已决定主战，若不赔款即撤兵可讲(即谈判),否则令(向)关(镇南关)外进兵。”

到此，光绪帝已明确而坚定地站在了主战的一边。这时的光绪帝，虽为年轻，又未操实权，但在关系到国家利害的重大问题上，他却一再表明了自己的严正态度，这无疑为清政府中的主战势力增添了份量。

迫于来自内外的强大压力，西太后不得不决定，于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光绪10年7月初6日)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遂即清政府起用了善战将领，派出重兵，作了一些比较认真的抗战部署。

开赴抗法前线的中国广大官兵，与在越南坚持抗战的黑旗军一样，发扬了中国人民传统的爱国精神。向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气壮山河的英勇反击，镇南关(令友谊关)告捷，谅山克复，临洮大胜，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

到一八八五年(光绪11年)春，中国军民在越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打出了一派令人鼓舞的大好局面，既清除了中国在西南的边患，也为越南收复了其北部的整个地区，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中国军民反击战的辉煌胜利，不但打乱了法国侵略中、越的阵势，也震撼了法国首都，策划侵略中、越的茹费理内阁当即倒台，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中国的执法战争所以取得如此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当然是站在正义一边的中国广大爱国军民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的战斗打出来的，但是这种大好形势的出现，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的整个清政府的主战力量，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

然而在当时，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其他主战官员，又都不是清政府中在实际上的决策者。他们的主战言行，虽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清政府组织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椎动作用。

但这些人却还不能从根本上捆住控制正朝实权的、妥协势力的手脚。因此，正当中国的抗法战争全胜在望之际，西太后的态度又很快地缩了回来，李鸿章趁机展开了露骨的投降活动。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光绪11年4月27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满足了法国的侵略要求，断送了中国广大军民用自己的鲜血赢来的胜利成果，演出了中外战争史中罕见的惨剧，在胜利中落了个屈辱的结果。

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地暴露了清王朝当权者的腐朽面目，又给中国带来了愈益深重的民族灾难。

中国的抗法战争，当然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自卫战。这场战争对于当时的光绪皇帝来说，既使他首次见到了中外战争的世面，又触及了他处于发动阶段的思想、观念。

在这场中外战争的波涛当中，光绪小皇帝还不可能扮演多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其间的一些表现，也只能说是初露锋芒。

但是，这种风云变幻的严酷现实，却使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光绪皇帝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触动，激起了对朝政的关切，一种政治抱负的幼苗开始孕育在这个年轻皇帝的心中。

由此看出，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中成长的光绪皇帝，在他的身上确实具有一种新的生气。此后，正在成长的光绪帝，在经历了宫廷内部的变迁，又受到中外战争的冲击，他的思想在沿着其自身的轨道，加速了发展、演变的进程。

到了中法战争后的一八八六年(光绪12年),光绪帝十六岁，已进入了青年时代。同时，他的学习生活也历经整整十个春秋。

这时的光绪帝，不仅“六经诸史，数年前即能举其词，然经义至深，史书极博”,对封建时代的经史都已学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在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分析判断能力方面，同样得到了日新月异的提高。

与此相应的是，他对朝政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特别是通过个人感寒的中法战争，又促使光绪帝的政治思想得到长足的进展。

这一切均表明，中法战争后，光绪小皇帝已逐渐地成长起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光绪帝作为一个国君的身影，便在清王朝当中越发明显地突现出来了。

说起来，在当时，光绪帝的年龄虽然尚轻，但其影响却在不断扩展，这在清廷统治集团里已成了无法否认的事实。

西太后，在十几年前无视清廷“家法”,强立载活为帝的时候，为了平息舆论，笼络人心，即公开作出了待光绪帝生子再为同治帝立嗣和“一俟嗣皇帝(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等两条保证。

时至今日，为同治皇帝立嗣的问题，因无基础似乎还可以搪塞一时，但向光绪帝归政一事，因条件具备，便越发急迫在摆在了她的面前。

大量的事实表明，西太后在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总是表现得那么昏庸无能；但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她个人的权势、地位，她的头脑却又显得那样的“清醒”,并真有些“谋略”。

面对上述的现实，西太后深切的感到，对于向光绪帝“归政”的事，既已“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复”,将“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

此时此刻，西太后说的这些话，真可谓是冠冕堂皇，看来她要坚守信义了，实际上，信义与西太后其人是无缘的。

但是，在这里却暴露了她内心的苦衷，那就是，对于以前作出的向光绪帝“归政”的许诺，现在是无法回避了。

不对此及时采取政策，她自己的丑恶面目便会进一步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其统治地位和“威严”必然要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再说，从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结束，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张和在领土、政治方面的蚕食，渗透活动，仍然在变本加厉地进行着。

但在此后的一些年里，中外确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同时，国内人民的起义斗争，如各地人民自发的反“洋教”风潮，在中法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从全国总的阶级斗争形势来说，尚处于酝酿阶段。这种暂时、表面上的“平和”局面，也给清廷统治集团处理内部纠葛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于是，从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七月上旬(光绪12年6月上旬)起，西太后便与她的亲信醇亲王奕還和礼亲王世铎等人，开始酝酿如何“归政”的问题了。到当月十一日(6月初10日),西太后的主意确定。

到这时西太后的确要采取应付对策了。那么西太后的对策是什么呢?当然她在事前都是有所筹划的。

果然如此，在西太后公布了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之后的第五天，即当月十六日(6月15日),醇亲王奕還、利亲王世铎等人便公开出面先后上奏，请求西太后“再行训政数年”。

奕還、世铎等人提出在“归政”后继续由西太后再“训政数年”的奏请，显然是道出了西太后的心机。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名称变了。

这样一来，在表面上是“皇上亲政”,实际上是“皇太后训政”,“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清廷的实权依然操在西太后的手里。

并且他们要求“归政后当永照现车规制”行事。其含义更为深远，这是企图把西太后操纵清廷实权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十分明显，如果照此下去，对西太后来说，当有一劳永逸之益。

所有这一切，确实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既可掩人耳目又能使西太后手中的大权永不旁落的“良策”。

由西太后导演的这出“归政”的双簧剧，到七月十九日(6月18日),在一阵前奏的锣鼓声后拉开了帷幕。主角西太后便亲自出场，又一次颁发懿旨，装模作样地宣告“再行训政数年”。

西太后不愧为这个没落王朝的看家老手，她真地练就了一套玩弄权术的“超级”本领。在此，西太后竟以里外装好人的手法，通过与其亲信们的一唱一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此，西太后又利用他人之口，以“训政”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万全之策。

接着，西太后为了使自己无限期地控制清廷的局面制度化，又经她“面谕”,由其亲信大臣们再次出面，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绪12年10月26日),公布了一套经其降旨“依议”推行的则《训政细则》。

在这个《细则》当中，规定除了有关祭祀、问安等礼仪，继续原封不动地按照“垂帘听政”时期的“旧制”实行外，对于施政等方面也作了规定。

这个《训政细则》,显然是在此之前由奕還、世铎等人提出的“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尼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一总原则的具体化。

很清楚在这个《细则》里，把光绪帝完全置于一个陪衬的地位，在这里看不到光绪帝有任何一点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和独立施政的内容。

所谓的“候懿旨遵行”、“恭候慈览”、“呈慈览发下”等等，只不过是清廷朝政必须继续由西太后决断的代名词罢了。

所以，贯穿这个《细则》的中心内容是，“凡召见引见以及考试命题(这是关系清廷选拔人才的要端)诸大政，莫不禀承慈训，始见施行。”

这就是说，按照这个《细则》行事，清廷政务的决定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西太后的手里。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改变为“训政”,毫无实质上的变化。

至于西太后在这期间高谈的什么光绪帝“亲政”之类，纯粹都是些欺人之谈。与历代的封建王朝一样，在西太后当权的封建专制时代，由她审定的规章、制度或经其定夺的任何事项，都具有法律性的效能。

因此，这个经西太后颁旨“依议”实行的《训政细则》,便成了此后清廷的一个不可违反的法规。从此以后，光绪皇帝在清廷中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受上《细则》的约束，否则，便被视为“越轨”行为。

西太后及其亲信，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筹划”活动，制造了舆论，定出了规制，上下串通，条件遂即成熟，便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日(光绪13年正月15日),在清宫给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事实上，西太后自己以及王朝的群臣疆束谁都明白，这个仪式名为光绪帝“亲政”庆典，实为西太后“训政”开场。

西太后等人通过这一举动，只是把“垂帘听政”的招牌拿掉换上了个“训政”的旗号，其货色依然如旧。

西太后所以要搞出这么个形式上的“亲政”场面、实际上的“训政”(当然也是一种形式过场，其中的蹊跷，西太后自己已作了清楚地说明。

那就是，她看到随着光绪帝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都“殷殷盼望(光绪帝亲政)的苦衷”。

于是西太后企图以此骗局来安抚“天下臣民”,以稳定其统治集团的内部。这既为她因以前许下对光绪帝定期“归政”的诺言而陷入的窘境开脱；另一方面，西太后通过设置这么个“训政”阶段，制订一个使她可以“永久”操纵清廷的规制，又为必须继续应付光绪帝大婚、亲政作准备。

通过这一过渡阶段，西太后所要达到的目标已全部实现了，而光绪皇帝除了取得一点可以过问清廷政事的机会之外，他所得到的却是一个公开化、制度化了的傀儡地位。亲政，对光绪帝来说仍然是一个泡影。

西太后从原来只是集中精力来塑造光绪帝，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又在地位上对光绪皇帝大作文章的本身便足以说明，光绪帝在政治上的影响已日益扩大，可以看出，光绪此时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出现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之上了。